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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换句话说，开放取决于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外在的环境，一个是内部的思维。我们先要把外部的环境变成一个和平的环境，我们才能够开放。同时，我们要有开放的思维，譬如说，大陆的朋友来台湾，我们给予合情合理的待遇，就可以让他尽量来，我们对大陆的朋友跟全世界的朋友，至少应该同等对待，不能有差别待遇。

  共治。请问一下，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政府官员是不是应该和老百姓共同来治理这个社会？包括在两岸关系上，在南海问题、问题上，是不是应该我们来共同管理？我们不要说“各自表述”，不要独享中华民族的财产，两岸应该走向共治的概念。

  均富。贫富不均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都出现的问题，“均”属于社会主义，强调公平正义，“富”属于资本主义，强调发财。我们中国人讲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“仓廪足而知礼节”，“均富”是我们中华文化里很重要的美德。

  美德。中华文化最强调礼义廉耻，可台湾这几年来出现一些是非不明的价值观，忘记了我们中国文化里的美德。

  所以我把这五点作为我今天参选的核心价值，甚至我认为整个中华民族都需要这五个价值。你看用“改革开放”四个字，就为大陆带来了40年的繁荣。所以一个好的价值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我这次“参选”，并不只是提出一些卑微的或者很技术性的政策，而是每一个政策背后都承载着我的一个价值、一个理念、一个选择，这是我跟所有“候选人”不同的地方。

  坦率来讲，我的这些主张，的其他候选人不会去做，的方向现在已经偏了，已经非常困难回头了。在两岸关系发展到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觉得我的参选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可以导正台湾一些制度和思维方面的误区，能够给大家提供给台湾老百姓一个比较正确的思考，也可以给两岸人民带来一个新的选择。

  1月2日，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中央、国家主席、主席习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

  观察者网：1月2日大陆举行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40周年纪念大会，习提出了对台关系五点主张。其中提到的“两制”台湾方案，引发了两岸很多讨论。您认为“两制”台湾方案应该包括哪些含义？

  张亚中：一个大的问题是两岸必须要谈，我想习的讲话给了一个讯息，就是说可以谈。他同时也讲了一个概念，“中国人不打中国”，换句话说，只要两岸都是中国人，那就不应该发生战争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呢？我们可不可以来讨论一下和平统一前怎么走？和平统一后你有你的主张，没关系我尊重你，问题是现在两岸怎么结束敌对状态？就像你跟你的邻居已经吵了70年了，可是你的小孩跟他小孩子现在非常要好，你们两家现在开始想和好，应该先把敌对解除，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，两岸不可能从敌对一下跳到统一。

  我相信所有大陆同胞都认为“一国两制”已经是一个善意了，但是台湾老百姓可能不是这样解读的，所以我觉得从方法论上来讲，今天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活在当下，先解除两岸的敌对状态，然后才能自然而然、顺利地往下走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就像人的成长一样，不可能从婴儿一下跳到30岁，这就不是渐进，而是揠苗助长，肯定会有副作用的。

  举个例来讲，大陆讲“和平统一”讲了40年，这没问题，可是这40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，现在同以前到底是啥关系？你怎么给我讲这样的一个东西？今天台湾的领导上台就抓着这句话说，大陆对我不友善，但大陆40年前就讲这样的话，哪有对你不友善？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被人拿来炒作了，这也是大陆的决策单位要思考的问题，为什么“一国两制”会被人拿来炒作？

  我们追求统一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统一，最终应该是快乐的统一，大家欢欢喜喜地走下去，是不是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方向？如果有人跟我说，张老师你的和平统一前的方法不好，我有更好的方法，那请你拿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。我也不是说我的方法是最好，但我们总可以坐下来讨论，看看台湾会不会接受，大陆会不会接受。

  张亚中：今天台湾不会和大陆谈，也不想谈，背后的美国也不想谈。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谈，任何东西都是知识的问题，并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，你看今天哪一个学者可以提出一个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或者论述来？任何了解我的人今天都不必怀疑我，我不是因为要出来选举才讲这一套，我讲这一套已经讲了那么久了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、在美国，我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我的方法论，而且背后有我的理论支撑。我不光讲，还写了二十几本书，白纸黑字经得起检验。

  我在我的竞选声明里说，两岸是兄弟一家亲，兄弟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谈的？所以我主张两岸进行政治对话，讨论结束敌对状态，勾画两岸未来的和平框架。我们中国人常讲水到渠成，但也有一定的可能水到了，渠还没有修好。所以在水到之前，我们要先把渠修好。“一国两制”是大陆提出来的统一后的渠道，但是我想建立一个统一前的渠道，就是两岸的“和合”，先经过“和”的渠道，签署和平协议，再进入到“合”的渠道，从“分治”走向“共治”，最后自然而然流入统一的渠道。

  和平协议签署以后，在“和”的此阶段，我们再来讨论“一国两制”作为统一后的渠道，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先提出一个和平统一前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的渠道。这也是我这几十年来的研究，包括在和大陆学者沟通之后，也得到了一些公开回应。以前我只是一个建议权，我希望可以取得决策权，若能够当选，我就可以马上启动政治对话，结束敌对状态，来讨论签署和平协议，这对中华民族来讲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进程。